导语：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贩婴案中，似乎绕不开一个点——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婴儿的“货源地”来自文山，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
2013年1月，福建省泉州晋江市育婴院里，寄养着24名特殊的孩子。福建省晋江公安、边防民警在辖区破获拐卖和非法抱养案件中，解救了这24名孩子，但因找不到他们的父母，育婴院成了孩子们临时的“家”。图｜新华
贩婴案：为什么总有文山？
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公开通缉首批10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打响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第一枪。人们很快发现，在10名A级通缉犯中竟有3人来自同一地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近年来，在公开报道的公安部督办级别的贩婴案件中，“文山”成了贩卖婴儿案件中的高频词，反复出现。
诸如2011年的“2·21”案、“11·07”案、“11·18”案，2012年的“7·18”案、“9·26”案、2013年的“3·03”案、2014年的“507号督办案”以及河南的“谭永志”案等等。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贩婴案中，似乎绕不开一个点——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婴儿的“货源地”来自文山，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交界，边境线长达438公里，约为中越陆上边境线的一半。境内山地占到总土地面积的97％，几乎都是以石头为主的大山，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州的8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屡禁不止的贩婴案
文山州的贩婴案第一次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是在21世纪之后。
2000年春，《大地》杂志报道了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破获全国罕见的“一条龙”特大贩婴案。当地警方却因为缺乏经费，以及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致使117名犯罪嫌疑人无法归案，被拐卖的66名男婴无法解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看到报道后，于这一年的4月10日，将这篇报道随亲笔信转寄给了当时的云南省省长，要求“加快办案”。
省长亲临打拐第一线现场办公，很快成立专案组，公安部将其列为2000年打拐专项斗争中的第一批全国督办大案，云南警方在通报中称其为“万里打拐大行动”。最终，在广西、广东、河南、福建4省区的警方合力下，抓获犯罪嫌疑人168人，涉案的婴幼儿达75人之多，4名主犯最终被执行枪决。
就在文山州因“跨世纪贩婴大案”轰动全国时，龙乜村迎来了它的转机。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之后与云南省公安厅、妇联、民政厅等签署了合作协议，以龙乜村为试点，探索多部门合作的社区预防妇女儿童拐卖模式——与其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预防。
广南县政府也积极开展龙乜村的扶贫工作。这个倚靠国道的村组，建立起了“货车运输队”，政府培训了一批司机，并在村里兴修了鱼塘，支持村民发展起了养殖业。几年间，脱贫效果明显，2003年，龙乜村贩婴发案率降为0，村部挂上了“省级文明村”的金字招牌。
就在龙乜村摆脱困境的同时，咫尺之遥的相邻村寨却取而代之，发展出了更多的“贩婴村”。2005年11月30日夜，在同属南屏镇的小阿幕村的岩上小组、田坪小组，一夜之间就被广南警方带走超过20名贩婴的村民，最终有十余人被判刑。
随着文山贩婴案件不断被披露，它们渐渐地呈现出了一个特点：极少有人主动报案。
当地警方的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山州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很少，侦破也很少。从90年代开始，拐卖妇女案件举报增多。2000年以后，侦破的拐卖案件重点从拐卖妇女转变为拐卖婴幼儿，但举报的极少，致使侦破难度很大。各地的警方发现，文山州亲生父母亲自卖掉婴儿成为普遍的情况。
以3名“A级人贩”所在的文山州广南县为例，该县是文山州的第一大县，有81万人口。据统计，近10年来,仅广南一个县的拐卖案件就占到云南全省总数的20％左右，广南县是文山州贩卖婴儿问题最突出的县。
自2007年到2012年的5年间，广南县拐卖儿童案件共立案5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人，涉案婴幼儿近600名，但得到解救的婴儿仅有70多名，其中只有十余人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父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过多次转卖，已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另一部分婴儿，被贫穷的父母卖掉，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不敢相认。而真正被“拐”卖的儿童在文山则是少数——2007年，广南只发生了一起偷盗婴儿的案件，板蚌乡的一对父母在熟睡中，孩子被人偷偷抱走。
被压抑的弹簧
有些观点认为，造成文山州拐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当地多民族聚集所造成的特有的文化、习俗，但这种观点遭到了云南省文山州人大代表罗永洪的反对。
作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研究者，罗永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山州的拐卖现象并非自古有之。他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对越作战的需要，位于中越边境的文山州一直被作为战区来对待，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批的驻军从文山州撤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山州才进入市场经济中。拐卖现象的增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的。”
在闭塞、贫困的文山州，经济发展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推迟了十余年，它像一个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一旦打开，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可能更快地使其冲破伦理的底线。
广南县和文山州其他的县一样，仅北部山区极小的范围是土山，可以种植茶树，而超过90％的土地为喀斯特地貌，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怪石丛生，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即便是农民开垦的土地也是肥力低，持水性差，只能耕作玉米、土豆等口粮糊口。纯靠农业生产，很难养活日趋增多的村民，许多村寨远离乡镇，山高路陡，一些地方直到2009年才通上电。贩婴问题正是集中在这样的区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南县就诞生了一批着名的“贩婴村”，龙乜村是其中一个典型。
1993年前后，沟通云南和广西的323国道途经龙乜村，来自中国南方的养蜂人随蜂迁徙到这里。为了摆脱贫穷，龙乜村的年轻女性随养蜂人远嫁广东、福建成为一种潮流。几乎就在这一年，返乡的媳妇带回了沿海城市的种种传闻，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那边的人都很有钱，不过，有的人家没有孩子”。
而广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问题很严重，于是，村子里一些年轻女性就成为最早的人贩子，她们以几百元的价格买下这些小孩，带到福建、广东去，女婴的价格在三千到四千之间，男婴达一万元左右。
一条心照不宣的财路点燃了龙乜村一些村民内心的贪婪。
每当夜幕降临，323国道就成为龙乜人外出接头的场所，他们在周边村寨大肆收买婴幼儿进行贩卖，形成了以龙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寨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儿童“专业村”，全村有70％的村民与省外人贩子勾结，婴儿在这里以商品的形式隐蔽地流动着。
天一亮，村子又恢复了宁静。
1997年，龙乜村民小组上了公安部的打拐黑名单，警察一进村，村民们就四散逃避。
1998年春节前夕，警方开展了对龙乜村贩婴犯罪的集中打击，一个晚上就带走了45名涉嫌拐卖婴儿的村民，查破贩婴案件74起，涉及被拐儿童104名，共处理涉案人员18名，其中判处刑期最高的为有期徒刑14年。村里的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了。
打拐之难
文山警方试图加大力度打拐，尤其是打击亲生亲卖的犯罪，但总是力有不逮。
文山警方鼓励举报，在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进行奖励，每笔的奖励额度为2500至5000元；他们还针对案发地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特征，特招了一些少数民族干警，以便于语言沟通。按照村（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对辖区内失踪儿童、妇女和来历不明及疑似被拐卖儿童、妇女登记造册，收集信息，逐人进行核实；对每起拐卖案件的侦办实行“一长三包制”，各县、市公安机关明确专人，落实责任，案件不破，人员不撤；按照“谁受理、谁采集、谁送检”的原则，一个不漏地采集失踪、被拐儿童、妇女的DNA等等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2007年，首个国家级“反拐”文件——《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出台以后，文山州成立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计生、扶贫办等29个单位组成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机制，他们动员了一个县级政府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文山州每年保持着10％的名义GDP的增长，但它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仍然是文山人面临的现实困境。2015年,文山州的人均GDP为18669元，约为全国人均GDP的40％，即便是在不怎么富裕的云南省，也位列倒数第二位。
而在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文山公安部门共侦破涉拐案件1400余起，解救妇女儿童400余人。
而一个悖论是，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巨大的刚需市场，近年来在多方打击之下，婴儿的价格反而水涨船高，仍有不少人愿意铤而走险。文山本地拐卖儿童的空间在逐渐压缩，一些文山人贩子就逐渐把阵地转移到最靠近市场的地方，脱离了户籍地的监控，一切变得更为隐蔽。
令人欣慰的是，在贩卖婴儿问题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民间也自发出现了打拐行动。记者邓飞在2011年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与些同时，网络上帮助父母寻找的被拐子女的民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那些在逃的人贩子的信息被网友公布在网上，帮助各地警方将搜查工作，使其变得更高效。
邓飞在微博中写了一句，“帮助找到人贩子吴正莲，再集资奖励举报5万元。”结果12小时之内，这条微博被转发7万余次，其中包括篮球明星姚明、歌星孟庭苇等公众人物。
2011年11月7日，首批A级通缉犯中的最后一位潜逃者吴正莲被河南警方捉拿归案。此时，距离她在强制措施监视下逃跑，已过去了3年。吴正莲的老家距离龙乜村不远。这个身高1.55米，瘦小的女子，一直是乡邻眼中隐忍的母亲，而她在24岁的时候，就已贩卖婴儿11起。她带着小女儿潜逃的3年间仍继续作案，在2009年又参与拐卖儿童11次。在她改嫁后的家中，一个破败的院子里，警察搜出的疑似赃款几乎装满了一个麻袋。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93期记者|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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