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影像极少带有切肤之痛地反映青少年犯罪和社会人权等问题，因而该领域的作品默认为社会的隐晦，长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导演邱礼涛选择了《等候董建华发落》这样一个电影平台，坦言自己对青少年犯乃至底层群众的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久久忽略的人性与法理孰轻孰重的再探讨。
电影的情节既可以简单成两句话就能概括:香港法院体谅张有铭(男主角)等青少年犯心智不成熟，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实际操作中青少年犯没有确定刑期，议员梁忠勤，女孩誉玲选择帮助他们确定刑期，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还是失败。
矛盾的辩证法教会我这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层出不穷，折射出的底层群众孑孓的生存困境，这样冰冷刺痛的现实问题即便发展如今天依旧无法根治；等候英女皇发落转为特首发落，在主权易帜的大背景下法律该是如何衔接，民众在历史过渡阵痛期表现出的惶恐不安与怅然若失是真实的写照；梁议员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孤立无援、倔强坚持地为青少年犯找回人权，这样的“异类”与奔波于现实利益的政府官员形态的对立永远难以弥合，面对这样的官僚阶层的反思何等必要；这个日渐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与埋怨一代不如一代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嘲笑着称之为“人”的东西。像是黄秋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拿着的那一把锐利的切肉刀，邱礼涛在亲手一点点地撕开着整个社会的面目。
宝马山双尸案是引子，镜头聚焦的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当我看到张有铭在监狱里痛哭流涕地向誉玲倾诉自己的爸爸经常打他虐待他，一直找不到亲生妈妈，少年犯的头逼他拿棍子下手，否则完蛋，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那就是让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张有铭被抓住了，他是不幸的，誉玲没被抓住，她是幸运的，但犯罪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两人对犯罪的心中的畏惧感和愧疚感是不会变的。誉玲能够迅速和张有铭产生互动沟通，誉玲选择了帮张有铭确定刑期，这是她反思自己过的方式？还是在为自己的过赎罪？
等候英女皇发落是大英帝国民主法律的产物，基于青少年心智和判别力的年龄缺陷，这样的处决自是法外开恩。改过自新，宽大处理，这是法律之外的人性伦理的胜利，理应鼓掌。事情的结局往往是诡谲的，当漫长的等待终究变相为无休止的监禁时，主权交接法律处决的延续与否时，一切演化成了赤裸裸地对人权的束缚与践踏。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等候是所谓英国民主的产物，而在大陆等候xi××判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电影有一个细节是一个青少年犯在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时，嘴里说道宁愿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这样枪毙就一了百了。这恰好说明香港人在一直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深受民主与法制之困，民主与法治反而不想再要。
政府议员由三百万选民由民主选举产生，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两者有差别吗，是没有吗？有的话又该如何分辨呢？
梁忠勤议员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以一种勇敢到近乎莽撞的行为为青少年犯请命，尽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异类”的举动，可正是有这些“异类”举动，这个社会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相比于他的同事，即其他的官僚阶层，更倾向于讨论基本法修改诸如此类的问题，梁忠勤是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看见外面世界的自由者，其他人是永远只能看见自己影子带着镣铐的囚犯。我也一直想知道，也一直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难道做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就能万事大吉，难道人人选择乐呵呵地妥协沉默真的就能国泰民安，难道那些真正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剖析社会弊病的人就要被认为成“异类”？我发觉没有任何时候比我现在更加的体会到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箴言，只有那些无法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才是社会进步的“脊梁”。
若有若无的使底层群众游离于社会的逼仄空间久久得不到释放，恶劣的社会大环境日趋成了青少年犯滋生的温床。这是一部有关于法理与人性的电影，的视点是底层群众。等候英女皇发落到等候董建华发落，法律的基石有了绝对的变化，判决的最后结果依旧相同，这只能说明是无法撼动的旧法律体系，旧人情观念，旧官僚阶层，而无法实现在所谓新社会里的全面系统的改制，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文明。
作者荷笔独彷徨
